查找与"脆弱的新政—晚清立宪"相关的资料
日俄战争之后
俄国在1905年令人羞辱地败于日本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加强他的专制。他在该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国家只有保留它过去的遗产，它才能够强大和牢固。”在这个喜欢运动、热爱家庭的统治者看来，公众抗议的高涨不是需要进行民主改革的政治信号，而是需要恢复极端的专制制度的信号。战败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他的内心世界，在1904年就立宪改革举行的高级会谈中，他对自己的内政部长说：“我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愿望坚持专制制度。我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确信俄国需要专制制度。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那我会很乐意地放弃这一切。”
一些历史学家相信，1905年的日俄战争堪称20世纪的序幕，它最终促成了沙皇俄国的溃败，并引发了1917年的红色革命，这场革命进而影响了一半的世界；同时，它又提供了东方国家战胜西方国家的案例，激发了后来者无穷的想象力——只要变革得法，一个落后国家完全可以赢得尊敬。当时16岁的尼赫鲁正处在从印度到伦敦的旅程中的最后一段，他后来回忆说，“在多佛开出的火车上读到对马海峡日本海战的大胜利，我的心情非常之好。第二天恰好是德贝赛马日，我们去看了赛马”。日本的胜利也鼓舞了孙中山，他认为这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甚至“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
对立宪的迷恋在1905年夏天的北京达到了高峰，立宪的日本战胜了独裁的俄国。一位旧式文人的评论代表了当时流传在中国精英阶层的情绪：日本在十年前战胜中国，不一定是因为变法，但现在它对俄国也取得胜利，那么我就相信变法的效力了。1905年6月4日，日俄战争结束的前夕，当时最有权势的地方官员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上书，要求立宪。
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1905年的确比1911年更有分水岭的意义。改革仍在加速，鉴于立宪已被从宫廷到地方视作解决种种问题的“万灵药”，清政府决定在这一年的夏天派遣五位大臣前往国外考察，但启程时所遭遇的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却无情地表明，改革与革命的赛跑已经开始。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的低潮期似乎正在过去（在1900年的惠州起义失败后，革命的信心跌落到了谷底，孙中山遭人唾弃，一位他的传记作家史夫林如此描写当时的情景：“康有为已不理睬他，梁启超背叛了他，李鸿章仍不想和他拉关系，刘学洵继续捉弄他，自立会不买他的账。卜力爵士曾在香港为他开了门，但张伯伦又把门关上。日本的骗子使他损失了军火，而正当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东京政府却将他弃之不顾”）。但到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了，它意味着从前那些常常是局部的、散漫的、没有统一的革命行为，如今可能拥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
中国进行立宪考察的代表团最终还是在1905年12月前往日本、英国、美国、德国与法国，8个月后返回，13位老绅士（年纪最大的82岁）起草了政治报告，所有的成员都对外语一窍不通。不管怎样，慈禧决定从1906年开始着手立宪改革，1908年时，朝廷还宣布了为期9年的预备立宪计划，准备将于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而国会将于1917年召开。伟大计划的制定者们多少相信，既然日本用9年的时间（1881年—1890年）完成了立宪，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紫禁城内的“新政”
历史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清朝的危机自1840年始，然后一路狂奔到1911年革命的发生。事实上，这其间尚有“同治中兴”，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它甚至使清帝国恢复了某种信心；而发生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或许也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必然失败”，如果康有为再增加些政治技巧，如果没有盛传将邀请伊藤博文参与变法，它即使无法获得明治维新式的成功，也至少应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戍戌六君子的血迹已被八国联军带来的新灾难所覆盖，义和团运动标志着中国排斥外敌的最后一次悲壮努力，即使神仙相助，这些英勇的中国人最终发现他们的肉体还是抵挡不住马克沁机枪。慈禧太后所代表的清国政权最后的信心也崩溃了，他们曾暗暗帮助拳民，期待他们可以教训一下洋人，却招致了逃离北京的颠沛流离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泰晤士报》记者乔治·Ｅ·莫里循发现太后在1902年2月接见美国公使夫人时，“浑身颤抖，抽泣哽噎地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错误，她后悔莫及”。这种内心骄傲的崩溃也同样笼罩在普通中国公众中，北京的一名原是义和团的车夫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家里供奉着耶酥与圣母玛丽亚。
[当前第1页/共3页]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