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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1](2000-02-26)此后，在不同场合，江泽民同志又多次反复强调“
三个代表”的要求，强调研究、宣传、贯彻“
三个代表”的意义。所有这些论述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了关于“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把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
2001年1月10日，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江泽民同志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在全党深入开展‘
三个代表’的宣传教育，是新世纪开局之年全党工作的大事，也是宣传思想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努力把‘
三个代表’的要求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以利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自觉地以‘
三个代表’的要求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使我们的党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富有战斗力”[1](2001-01-11)根据江泽民同志这一指示，为了提高我们以“
三个代表”的要求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自觉性，就不能不对“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是指导我们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不仅发展了毛泽东党建思想，而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生产力的新划分和新归结
“
三个代表”中第一个就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这里，江泽民同志从生产力中划分出“先进生产力”，并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推动。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更准确地揭示了让会历史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唯物史观发现的思维过程，马克思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社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的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我的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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