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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提出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而形成的战略思想。“
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在于发展经济、共同富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为此就必须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前提；若没有文化的更新与发展，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还要代表和发展先进的社会文化。“
三个代表”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科学的、有机的思想整体。每个共产党员必须以此为政治道德约束，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觉悟。
三大经济转型构成新的时代背景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相应变化的。面对来自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种种冲突，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而为中国现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指明了方向。
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新经济的发展表明了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势，对中国经济来说，也需要实现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发生在经济基础层面上的这些重大变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作相应变化。这种必然性不仅来自于马克思的理论发现，而且也为中外历史所证实。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中曾精辟地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相应变化的，否则，社会就会因为经济基础与政治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不能正常运作。
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经济基础的变化几乎都会引起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变更与转型；或者是先有意识形态的革命，然后推进社会经济基础的飞速发展。例如，发生在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欧洲宗教改革，从意识形态上为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但是均因为缺少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与支持，而未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自汉王朝独尊儒学以后，学术自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创新基本被封杀，这就使得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转型变得极为困难。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是礼治，而礼治所强调的是等级制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在本质上是反对任何对现有秩序可能带来威胁的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因此，当中国的能人巧匠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之后，居然没有获得社会的支持而转换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此外，中国古代社会的每次制度创新也因为有悖于礼治，而被旧秩序的维护者无情地扼杀了。这样的教训应该记取。
自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改革使得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而开放则使得中国的封闭经济变成了开放经济。毫无疑问，这两种变化都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这两种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变化，造成了中国崭新的经济基础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的经济资源已经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但是，规范市场行为的伦理道德与社会契约则由于意识形态转型和变化滞后，没能及时建立起来，其结果只能是市场秩序的混乱与运行效率的低下，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和各种各样的非法交易活动，使得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市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
当中国现有的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要求时，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崛起又对盛行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相对陈旧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重大挑战。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而且还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变革必须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面对来自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种种冲突，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
三个代表”思想，从而为中国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指明了方向。“
三个代表”的实质在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现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必须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作为意识形态之基本要素的文化，必须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按照“
三个代表”要求构建的意识形态应当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
用新的增长方式界定先进生产力
在当今社会，先进生产力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由知识要素驱动的、以信息技术为其技术基础的、以因特网为其工具体系的，只有通过与人力资本结合才能实际发挥作用的生产能力。当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取代劳动与货币资本而成为价值的主要源泉时，就不应再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值的形成与增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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