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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和死亡是生命的威胁。人在死亡之前总先有一场大病，而大病之后迎接他的就是死神。当然，疾病并非都是不治之症，生病不一定都得死，许多疾病是可以治好的。人们要是有病，都会努力治疗，期望早日康复。因此，医生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值得尊敬的、崇高的，他们救死扶伤，妙手回春，让许多病患者重新拾回健康和生命。
一般常见的小病，求医抓药乃是家常便饭，大家也不放在心里。但是，如果病势来得凶猛，看来无疑是一场大病，那么病家的心情肯定沉重。这时，医生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生命的救星，再生的父母。
病家在医生面前毕恭毕敬，满脸虔诚，他们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医生，希望能尽快治好这场病，这希望是很大的，是求生的希望。有的患者在希望中治好了病。可是，有的医生就不高明，他们是庸医，遇到庸医，这病始终就是治不好。病人再也不敢呆在这个医生，为了不耽误治疗，于是就必须转医。
在第一个医生那里，病家还是比较轻松，希望也大，可是结果却医不好，这打击实在不轻；现在再转到另一个医生，就得再准备钱，他们的负担开始大起来，到底这病能不能医好呢？他们开始怀疑起来，信心也开始被削弱。可是没有办法，这病还是要医，他们还是相信医生。不过，现在就非把家中一点家底掏出来不可。
他们在第一个医生身上花了不少钱，结果病不见得好，这钱是白花了。现在只能掏出家底，把细软和积蓄拿出来。没家底的就得向人家借债。
正是“祸不单行”，第二个医生也是庸医，病还是治不好。现在，他们的家底都花尽了，并且举了债。这时，你可以想像病者一家是什么心情，从此弥漫着这个家庭的是期望和焦虑。
看来，继续呆在第二个医生也不是办法，他们又得转医，寻找第三个医生。这时，他们再也看不到很大的希望。不过，他们还必须要有希望，尽管希望是微弱的，还得努力医治。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微弱的希望中再次尝试，终于把病者交给了第三个医生。
家底已经花尽了，这时，他们就只能抵当家中值钱的东西了。小时候，邻居就有人得了重病，很久都没医好。他结婚不久，还年青，总不能让他就这样死去，他家人只好努力帮他治疗。有一天，他家突然热闹起来，来了几个外乡人，他们商量着什么似的，不一会，就有人把一张床从屋里拆搬出来了。我们小孩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来听大人们说，因为他病太久了，家里的钱都花完了，再也没钱可治病，不得不把这张床也卖掉。这床是他不久前结婚时做的，还很新。听起来真是凄凉。后来他的病总算治好，真的谢天谢地！
我的邻居还是幸运，总算治好了病。有的病人就不见得这样幸运，病始终没法治好，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症，把他及他的家庭折腾得半死；有的病人最后死了，结果人财两空。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记录了自己在他父亲那场病中的遭遇，为了治好父亲的病，他家里花了许多钱，结果父亲还是病逝了，而家道从此也衰落下去。可见，一场病可以给一个家庭以最沉重的打击。
鲁迅有什么办法呢？在他的一生中，只能用文字诅咒那些庸医罢了。
而现代社会就很少发生类似的不幸。科学技术能准确的断定症状，医生能及时开出治疗的方案。因为医学知识的普及，我们都能清晰了解疾病的来龙去脉，认清疾病的真面目，这病到底是让人死还是能让人活，我们都能摸清一个底细，也能清楚治好一场病需要花费多少钱。慢性病一时难以治好，人们耐心的、长期接受治疗；不治之症如癌症，人们也有一个最后的心理准备。现代科学，即使是最严重的病，也病得让人明明白白，一清二楚。
在过去的年代，医疗技术相当落后，医生治病有的就是瞎蒙，庸医误治的现象时常发生。于是，象鲁迅那样的家庭不幸在每个家庭中就有可能发生。
人死了，虽是不幸，但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就是得了病却不死，而病又没法医好，然而更可悲的是人们还必须在没希望中继续花钱医治......
虽说得了病要医治，不医治就没有希望。可是有的病就是求医，也医不出什么希望。到底这病是死是活，病者及其家人始终是一头雾水。结果在没什么希望中白白地消损生命，在没什么希望中白白地浪费金钱，在没什么希望中家破人亡......
可恨的就是那些庸医，他们不承认自己差劲，遇到没把握的病症，他们却是不懂装懂，硬着头皮医治，结果可想而知。他们为了混口饭，把良知丢在一边，将人家整得半死不活、家破人亡。
有时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要不改革，国家就没有希望，可是，改革的结果并不能给人民带来福祉，这时，改革者就犹如庸医给病人治病一样，我们就要怀疑他的医术和道德。事实上有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就是庸医，他们故作高深莫测，挂上他们海归的金色招牌，套用西方的一些学说，用漂亮的术语迷惑人，结果把国家的改革搞得一蹋糊涂。甚至有的专家学者为了个人的利益，竟然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出卖良知，吸干人民的血汗。这样的专家学者和庸医一样，成了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于是，改革的困惑往往就在这里。国家需要改革，不改革就不能摆脱困境，不改革就没有发展的希望。可是改革又不能对症下药，没法收到预期的成效，反而在改革的过程中使社会慢慢地出现顽疾。显然，要摆脱改革的困惑，关键就是要迫切呼唤真正的改革者。这样的改革者不仅掌握了西方发展的思想和理论，更重要的是他们能熟悉中国的国情和民风，能帮中国的改革对症下药。
其实，要掌握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比较抽象，自然易于掌握。但是，要真正熟悉中国的国情和民风就不容易了。因为中国的国情和民风生成了民族的传统文化，谁也没法抹弃，你有时对它只能无可奈何；它有时还在利益的驱动下，瞬息万变，捉摸不定；它甚至躲在利益的背后，不愿意抛头露面，你难以发觉，疲于应付。
当然，时间久了，接触多了，想熟悉中国的国情和民风也不是很难。可是，如果要把西方发展的思想和理论跟中国的国情和民风相结合，那就真的很难，如果这种相结合并且能促进中国的富强发展，那就难上加难。只有那些真才实学、求真务实的改革者，才能把西方发展的思想和理论与中国的国情和民风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这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是有机的，是有血有肉的。
因此，时代不仅呼唤有良知的改革者，更要呼唤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改革者。我们要剔弃那些庸俗的专家学者，庸俗的专家学者只是把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当成漂亮的外衣，简单、机械地套在中国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