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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资企业富士康在大陆爆出“劳工门”事件，自诩为成吉思汗的台湾科技首富郭台铭领导的富士康向两名记者索赔3000万巨额赔款，造成媒体轩然大波。富士康之举几乎激怒了全体媒体人，网上形成一股巨大声浪，从法律、伦理等各个角度声讨富士康。不知是迫于舆论压力，还是出于什么其他考虑，30号晚上鸿海集团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将索赔金额降低至一元，并将第一财经加入控诉对象。
这无疑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富士康与媒体，甚至公众之间的博弈出现这样的变化，实在是意料之外，却又并非情理不通。如此跌宕起伏的剧情，实际上集中反映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缺失，以及整个社会商业伦理与媒体精神的不成熟。
起初这是一场世界500强企业与两名记者之间力量悬殊的斗争，富士康以3000万的索赔强力打压记者对他们劳工工作状况的报道，此行为无异于是一种暴行，但是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应控方要求冻结了记者私人财产，并表示此案“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法院的这种态度，分析下来原因有二：
一则，我们的法律对媒体监督权、知情权的保护不力，媒体被告事件，只能纳入民事审判程序，按照民事侵权案件立案审理，然而社会共识是：“媒介本身是公权力和私权力结合的公共职能机构，目前由民法来规范媒介和企业乃至个人间的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目前的法律对记者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利的保护都跟普通公民没有太大区别，缺少对记者职业职能方面的保护，这就造成记者现在成为了一种高风险职业，也造成新闻媒体对社会的监督功能的减弱。
二则，我们有理由怀疑法院对此案的处理受到了地方政府态度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对台资、外资等企业过度纵容，监管不力。地方政府的这种纵容使得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降低了它们在全世界范围里树立和遵守的基本规则。地方的纵容，从富士康老板郭台铭的一件轶事就可见一斑：郭台铭爱喝酒，或者说爱喝汾酒，自己和集团“喝酒必汾”，在深圳，每进一个酒店都先问有没有老白汾，一声没有扭头就走，“因为我，深圳各大酒店都摆上了老白汾。”这令郭台铭十分得意。这种对台商、外商的一味迎合也就造成了缺乏有力的监管，这就成了“劳工门”出现的原因之一，这些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降低工人待遇。有人严厉地指责说：“这是一种短视和粗暴的做法。看看印度社会对跨国公司的严厉态度，它们应该为自己在中国获得的超国民待遇而脸红。”而当这些本身自律不严的企业严厉地对待媒体监督时，当然激起了强烈的反弹。这里面，给予他们超国民待遇者难辞其咎。也正是由于对这些企业的特别优待态度，使得法院对此案的受理受到广泛的质疑，有法律专家认为，此案的诉讼对象、查封个人财产等环节都存在严重错误。
但是，如果说富士康起诉记者是一种恃强凌弱的话，那么之后媒体掀起的铺天盖地的声讨浪潮，就使得强弱对比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缺乏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媒体利用了它在舆论上的强势地位，发表了许多近乎“檄文”的言论。媒体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的惊人地统一与激烈态度，表明了媒体人对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执着。但媒体利用自己职务之便的这种行为，也隐含着媒体普世话语之后的集体暴力，成为了大众对企业伦理、社会公平、法律缺失等方面不满的一次情绪大爆发。如果说富士康对记者是利用自己财力施以强力的话，那么媒体其实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富士康施以了舆论暴力。这种权力不均使用，就造成了此次事件强弱对比天平的倾斜，也就造成了这一事件戏剧性的变化。
综上可见，富士康的“劳工门”事件，其几次戏剧性的变化都出于我们社会法律制度、商业文化、媒体精神的不够健全，这一事件只是像放大镜将这些隐藏的问题都暴露于公众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