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与"评张国焘《我的回忆》"相关的资料
我在几年前就买了张氏所著《我的回忆》（1998年1月 东方出版社），开始只是草草读了一遍，并没有太在意。在这几天，我又重新把他读了一遍，对其中的内容又有了更深的认识，甚至觉得学习中国近代历史应该从这本书开始。
我们的历史知识都是经过前人过滤再传给我们的，世界上很难找到一部真正反映历史史实的信史，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历朝历代的政权对历史科学有太多负面的干预，什么是该写的、什么是不该写的只由几个人甚至是一个人说了算，可是历史科学就是以恢复史实为目标的，这样的矛盾总是难于解决。
我们过于相信过滤后的历史，当有人说出历史真相时，我们又不敢相信那是真的，我在第一次阅读《我的回忆》时就是这样的感受。但是如果静下心来，仔细回味张氏的记述，再和那些过滤后的历史知识相对比，则不能不证明这本书的珍贵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浮于事中，张国焘的资历可以说是最老的，当然，毛、董和张都参加过一大，但毛、董二人只是作为地方党的代表出席会议，而张则是代表党的创建人陈独秀，是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张国焘1916年入北大，赶上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与陈独秀、李大钊交往，真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他是中共一大、四大、六大的中央委员，四大和六大的政治局委员，他与列宁、斯大林有过直接的会谈，这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并不多见；从他个人的履历来看，直到1931年他去鄂豫皖苏区，他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
他的阅历丰富极了，除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渊源外，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象五四运动、二七罢工、五卅运动、国民党一大、北伐、南昌起义这些在近代史上有名的事件张国焘都作为重要角色参与其中，他对于这些事件的回忆也是有相当价值的。
由于张氏长期担任党的高级领导人，使得他的描述有高屋见瓴的功效，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这也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关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影响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在近代西方国家中，有二个国家对中国影响最大，一个是日本，另一个就是苏联。对这话我是很赞成的，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渊源甚深，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是在当时苏俄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自成立那天起，就一直受到这个国家的影响，这样的影响直到1989年5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之后才在形式上告一段落。
从张国焘的回忆来看，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偏重于政策指导和人员训练。中国共产党奉苏俄为思想上、行动上的老师，苏俄就此对中国共产党给予指导则是天经地义的，张国焘在回忆中重点提到了威金斯基、马林、越飞、鲍罗廷、米夫几个人。由于当时的交通、通讯的不便，使得苏俄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政策只占有理论上的优势，而他们对中国的实际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让莫斯科派驻中国的几个代表人物相机行事了。在这几个人物中，鲍罗廷的影响最大，因为他在中国期间，正值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期，中国共产党在那时还只是一个小党，借国民党的声势，与其合作来发展壮大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多少带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就是说生怕得罪国民党，于自身的发展不利，鲍罗廷的重要性在于，他强化了这一政策的合法性，蒋介石在1927年4月，对共产党人实行镇压的时候，鲍罗廷和中共的领导人们也只是提出联合国民党的左派打击蒋介石，从根本上还是希望维系国共合作的。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行不通，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对这一政策的反动，所以南昌起义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代表着20年代苏俄对中国政策的破产。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在中苏两党的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这次会议开始，苏联对中共的帮助由偏重于政策指导到政策指导和人员训练并重的局面，后来许多在中国共产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都在这前后前往莫斯科受训，除张国寿的回忆外，杨尚昆、武修权的回忆录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在西安事变中，苏联对中共的影响是最富戏剧性的。张学良捉蒋后，中共上下（除周恩来之外）都是一片喊杀之声，下面是张国焘在回忆中的有关记载：
1、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回忆录第三册330页）
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同上）
2、（毛泽东在致张学良电报中说）“诚如来电所去，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同上）
3、这时朱德也进来，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说明的大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毛听了朱德确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回忆录第三册333页）
可是莫斯科的指示到得也很快，大意是说蒋杀不得，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这与我在中学甚至大学里学到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张氏当时作为中共最高决策成员之一，他的叙述大体是可信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联当时对这件事的见解确实要高过我们，同时也说明，任何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政党都不是算命先生,能预测事情的发生和结果。他们固然要受到当时历史环境的制约。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的智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张国焘最值得称道的经历是他参与领导在鄂豫皖苏区和四川的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斗争，同时由于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与毛的争执使他的名气大噪，也为他告别政治舞台埋下了伏笔。
[当前第1页/共2页] <<上一页 下一页>>